“文人相轻、自古有之”。这是老话，通常含有讥贬知识分子的意思。可是联想到2004年《中国园林》第5期上的一场小辩论，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学者之间有点“相轻”，既难以避免，也无大害。它至少说明把自己的观点用理论形式归纳发表出来的人是勤于思考而且比较自信的。关于这次围绕着学科名称和领域不同见解的争论，大家基本上把各自的观点讲清楚了。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接受怎样的说法。惟一有结论的是，对应国际上的“LA”，中国正式的学科名称还是“风景园林”，不同的意见只好暂时保留起来。这恐怕也有必要，一个学科的名字哪有谁说改大家就得跟着改的道理。而有关学科的性质、领域等问题，则还要各抒己见。

　　其实学术之争的目的不在于驳倒甚至封杀不同意见。特别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一般情况下都是各有各的理，并无邪正之分。持不同意见的各方通过讲道理使自己的理论认识得到深化和提高，并赢得读者和同道的支持，乃至形成不同的学派或设计流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是非要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可。学派流派纷呈，从来都是一门学科、一门艺术发达和进取的标志。诗文、绘画、戏剧、建筑等发展的历史无不证明这一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缺少学术思想上的探讨和论争，甘于平庸，盲从时尚和官、款，乃是中国园林近年来实践规模空前，理论和艺术创新却少有建树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后文革”时代和经济转型期相当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当然，并不是打面旗子就可以称流称派的，流派也不是随便加封的。派以学为基础，当初北大唯真，清华务实，同济求新等等都代表了一代名校的学风；流以艺为前提，齐白石、梅兰芳等大师无不以艺精而成一派宗师。而学派流派的繁荣，则取决于学界、艺界，乃至全社会对多元文化精神价值的肯定程度和容量；也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官、款、学各归其位，共促发展的良性机制。

　　中国传统的园林虽有皇家与民间、南式与北式等不同，但由于大文化环境的“超稳定”（见周维权先生《中国古典园林史》序言），造园风格一直呈渐进式发展，真正的从业者不掌握设计理念，园林的艺术质量往往取决于业主的文化艺术修养。两千年中只出现了一部较系统的理论性著作，即计成的《园冶》，在专业技术领域更缺少总结和研究。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只有因归属、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风格差异，却没有因基本理念的不同而导致的实质性区别。即便可以说客观上存在着艺术和技术的流派，却基本上不存在不同的学派。况且，当年也没人把营造园林当成一门能和“经世济民”相提并论的正经学问。

　　今天不同了。首先“超稳定”的文化环境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园林学也已经是庞大的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成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作为基本国策提出来的，非常深入人心。曾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岭南派园林可以算是花中一朵。改革开放20年，中国繁荣起来了，国人的现代意识和时尚意识不断增强（尽管时常不够理性）；与国外日益频繁的交流，使中国人认识了多样的世界；海外学子的归来，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园林从业者除了真实地接触到过去只在书本概念中认识的世界各地的花园、公园、城市绿化和广场之外，还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应该怎样为自己营造更为广义的绿色人居环境。这一切对我们初创未久却历经坎坷的现代园林学来说无疑是深刻的启发和有力的促进。

　　与此同时，在不断扩大的园林建设实践中，各种风格都有所尝试，对园林学的理论问题也开始了更深入的思考并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对过去习以为常的学术构架也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我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值得欢迎的好现象。对此，如果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定要用一种“正确”的，甚至“惟一正确”的理论来“统一”大家的思想，那么出现不同的理论学派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了。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对学科和事业都是好事。

　　一旦大家认可了不同学术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学术争论将淡化批判的意识而更强调充分地证明自己。比如我认为园林学归根到底是艺术，我想让别人接受我的观点，那我就要把理由说得尽可能透彻。又比如俞孔坚先生说LA首先是科学，在LA中“人们真的用生态、生物多样性或环保的科学标准或科技的先进性来衡量景观”，他想让别人接受他的观点，那他也要把如何衡量讲得尽可能明白。总之学术的进步要在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力求充分证明自己而不是否定别人的过程中实现。

　　学术思想的活跃还将促进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的多元化，也将促进评价体系的建立和成熟。因为形成流派的过程中，除了学者和设计师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自己并对业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外，通过评论和舆论获得公信和公认也是不可少的环节。目前这个环节还相当薄弱，以民间基金为依托的有权威的独立学术组织和评论界还没有出现，而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皆由官办的烙印依然明显。学术由官方定音使得评论的价值萎缩。如对国内空前规模的园林建设实践，难得见到一篇针对具体项目客观中肯的分析评论，这说明我们的学术还不是真的活跃。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学界和学术组织共同努力。

　　艺术流派或设计风格的百花齐放及代表性院所、代表性人物的明晰将为园林设计市场的繁荣和理性运作创造条件。时下流行的设计招标最后常常要求中标者综合各家之所长，结果把种种互相矛盾的条件都“摆平”了，特色却不见了。更多的情况是业主根据自己的见识、口味来“点菜”，对设计理念和思路乃至科学的规律缺少必要的尊重。应该说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其前提是古代社会的制度、秩序和前文提及的“超稳定”的文化环境。这种传统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每把创新扼杀在襁褓之中；又使得不能不被市场引导的设计院所多半变成了集京、沪、川、粤于一厅的“家常菜馆”，似乎点什么有什么，但什么都不地道。在我们操盘建设项目的人中，有真正独特的认识比面面俱到更重要，而事实上所谓“最佳”的人仍然是少数。同时，设计院所缺乏鲜明特色反过来又增加了建设者选择时的困惑。按理说，由于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先决条件，设计市场需求的多样化是绝对的，理性运作市场，即把合适的项目交给合适的设计单位和设计师，有利于参与建设的各方，所以我们期待设计风格和流派倾向的明晰化，既可以更好地适应这样的市场需求，又有助于形成这样的市场。

　　尽管学派流派纷呈的局面并非呼之即出，是否近期就能分派别系，拥立“掌门”更不一定，但也并非没有一点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前，园林设计单位少但比较精，几乎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以开创新岭南派园林而享誉的广州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以再造西湖十景著称的杭州园林设计院，以继承传统、工艺精湛闻名的苏州园林设计院，也有以综合实力取胜的北京、上海的园林院等等。90年代以后，园林设计院所多如春笋却少有特色，而有些个人则显得比较突出。如在业内外都很闻名的檀馨女士，她在80年代初主持设计的香山饭店庭园，今天看起来仍不失为“新而中”的经典佳作。我与檀女士曾合作过10年，对她的能力和敬业精神有深深的了解，在有不同看法时我也会直言不讳，如对以她的名义推出的菖蒲河公园设计，我就认为过于迎合时俗。在年轻人里，俞孔坚先生个性最为鲜明，我和他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虽多有歧见，但我赞赏他为介绍国外现代学术成果和坚持他本人的学术理念所作的不懈努力，对由他主导规划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评价也很好（当然只是从艺术的角度而非真的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以上举例很随意，不是评论，只是为文章做些说明，说明不同的风格和有代表性的人物一直是存在的，但要形成局面则还欠缺很多条件。

　　近年由于实践规模和市场扩大，如林业和工艺美术等也打破了行业的界线，分别以生态和景观的名义进入风景园林的设计领域；园林设计也和其他专业如城规、建筑等有了更多的交叉和融和。这样也会产生新理念和新风格。尤其是如今活跃在设计舞台上的年轻人最终还是要在“中而新”的探索中有所作为才能证明成功。而大家有意识地开创和发现不同的风格流派，百家争鸣而不“相轻”，百花齐放而不独秀一枝，才能在新的时代里重振中国园林曾经拥有过的自信和风采。

　　作者简介:
　　金柏苓/1943年生/男/满族/北京人/原北京市古建园林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园林规划与建筑设计（北京 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