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我们常常明确地指出哪些问题是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为什么惟独在哲学问题上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列宁正因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毛泽东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邓小平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某某问题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例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研究过“人”,我看这是活天冤枉。全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处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创立的,怎么能说它没有研究过人呢?但是确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却是事实。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二)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哲学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毕竟还是社会的实际生活,不管哲学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都一样。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甚至还不到提上日程的时候。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想或多或少尽一点微薄之力吗?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人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过去多年来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会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

(三)我觉得我们搞哲学的同志对科学的负面作用似乎讲得多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决不是唯一合理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不合理的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都是事实。哲学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也是无可替代的。西方某些学者把科学说成灾难之源的怪论千万不可附和。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血迹斑斑,并不是由于科学太先进,而是由于科学太落后。现在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可是数以亿计的人还迫切需要科学启蒙;我国科学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且连安全都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强调的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而不是大讲科学的“缺点”。在大家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时候去讲吃得过饱、身体太胖的危害性,提出“减肥”的办法,自然也并无不可,因为这种理论如果确实符合实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但恐怕毕竟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有点文不对题。哲学当然不应当是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当是科学的训导员;它应当是科学的朋友。过去苏联和我国都发生过哲学硬充科学的“指导者”和“裁判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再也不能重复了。

(四)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侏儒。轻视哲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高谈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

(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不过,从大家的发言看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融会中外,自创新局,似乎还是一种共识。也许大家将来踩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路”。